英石油跌出全球企业百强榜

三、集体优位的权利观念 现行宪法的权利规范在形式上与西方宪法最为相似，但不能迳直以西方自由主义宪法理念注解中国宪法中的权利规范。

[3]Gang Liu,Moderne politische Reprasentation und die Stellung der Parteien,Duncker＆Humblot 2013.S.17-20. [4]Hasso Hofmann, Reprasentation,Duncker＆Humblot 2003,S.16. [5]采取这条路径的研究参见Gerhard Leibholz,Das Wesen der Reprasentation und der Gesaltwandel der Demokratie im 20. Jahrhundert,2.Aufl.,de Gruyter 1960,S.26ff.;Hanna Pitkin,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p.8ff。制宪代表关涉主权归属，常规代表负责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使制宪代表创设的秩序正常运转，代表的内核在政治语境中展现为人民一制宪代表一宪法一常规代表一国民的结构。

二者既有区别，又有内在关联。常规代表行使的是宪定权，其职责在于依据宪法设定的权限履行宪法分配的任务。另一方面，如果完全不考虑经验领域的国民，那么，作为被代表物的人民也将无处立足。因此，此阶段的代表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制宪权的行使。这里所要求的只是一种亲自在场的能力，并非时时刻刻的真切在场。

这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常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内活动，就此而言类似于一种宪定权，由此可被视作常规代表。陈端洪教授提出制宪权的常在代表机构这个概念，力图把两种具有内在紧张的要素（即制宪权与常在性）聚合在一起。[32]参见余军：‘公共利益的论证方法探析，《当代法学》2012年第4期，第17～24页。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5条规定了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情形，其中第(一)项为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作为兜底条款的第(七)项为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对于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第64条，法院若认为其不合法，则可以不将其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6]而在陈山河与洛阳市人民政府、洛阳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行政赔偿案中，法院则认为适用洛阳市当地的征收补偿标准显失公平，并判决政府方面败诉。需要考察的问题是，立法机关怎样的表述才算是赋予了行政机关以权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府对于某个具有全局性的问题的统一部署，比如协调资源以促进某个行业或某个领域的发展。与及时行政紧密相关的另一种情况是试验行政。

[4]此类判断实际上代表了法院自身对于规范性文件规定内容的看法，并非传统狭义的合法性判断，而是包含政策性考量的广义合法性判断。从域外的理论与实践看，立法授权无疑是法院尊重行政机关的重要考虑因素。不同于以上从权威来源的角度进行分类，另外一种可能为规范为文件权威类型分类提供启示的方法是从权威的作用角度进行区分。对于存有这些权威性事由的规范性文件，法院给予较低程度的审查。

在此引入权威性概念不仅仅是为了描述上简便与统一的需要，同时，权威性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可以为司法尊重提供规范意义上的解释。曾哲：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权划分边界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95～96页。[12]比如，如果没有其他外界因素，那么一名研究生是否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取决于他个人关于相关理由的衡量，他会考虑该研讨会的主题是否有趣，以及个人是否有其他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政治责任的追究相对于法律责任具有优先性。

[30]但若检视立法条文，可以被认为恰当的授权条款寥寥无几，大多数法律所作的规定是职权性的，而不是对行政机关清晰的授权。[34]See Richard A. Posner, 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9. [35]See 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61. [36]一些为法律实用主义者承认的针对其自身的反对意见和观点，可进一步参见前注[34] RichardA. Posner书，第93～94页。

[6]参见宋亚辉：公共政策如何进入裁判过程，《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第111～121页。[35]所以，与上例中的国办发《通知》一样，此处证监会的《办法》体现了证券业管理机关对证券市场监管职权的及时履行，也应当被赋予相对制度权威。

行政机关履行社会事务管理职能源于制度的指定，而与其自身的特质并不直接相关，此一点与理论权威不同。[25]不过美国法院在实际操作中掌握的标准大大低于他们的德国同行，除了谢克特家禽公司诉合众国案[26]以及合众国诉巴特勒案[27]等几个个例以外，美国法院几乎没有判决过立法授权违宪，宽泛的立法语言往往也被认为可以属于合法的授权。首先，卡里斯玛型权威包含有多种亚型，除了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理论权威或者专家权威外，因为个人的外貌、体格、血统同样有可能形成卡里斯玛型权威。[17]参见前注[3]，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书，第435、437页。属于技术标准的规范性文件在形式上带有理论权威性，而另一些规则在形式上并无此特征，对于它们理论权威性的判断应当结合规则规制的具体领域，或者说具体领域内的具体问题。对此，本文作者认为，根据这一原因被法院承认具有相对制度权威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具有临时性的特征，因为不论是及时行政还是试验行政，都是在时间有限这一约束条件下的行为，否则它们将失去其本身的意义。

每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结合，形成一个具有系统性的整体。[40] 可能会有异议指出上述授权关系所指皆为权力授予，而非权威，但诚如本文先前指出，权力必须要伴随权威而存在，授予权力本身也意味着授予权威。

四、规范性文件的理论权威 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一样，具有权威性的三个特征，即内容独立、可以替代受影响者的自治状态以及具有有利于受影响者的功能。所以，在此处，规范性文件将会分为两类：如果其具有上位法的明确依据，那么审查到此结束，法院可径直作出判断。

规范性文件在整个规范体系中起到的是上传下达的枢纽作用，法律中模糊和原则性的条款需要规范性文件在具体的适用情景中究明，执法机关在实践中适用的也往往是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性文件。五、权威性框架下司法审查规范性文件的不同层次 至此，本文已经提出了规范性文件权威性的内涵与外延，当然，规范性文件的权威性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几个方面。

[29]而行政机关使用公告——评论程序(notice and comment)乃是其运用立法授权的典型例证。而权威的出现介入到这一自我决定的过程中，提供了替代个体自主意志的权威性理由。[15]参见《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第2项之规定，《行政诉讼法》(2014)第70条增加了一项合法性审查要件，即明显不当。政治责任是政治官员制定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并推动其实施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职责时所应受的制裁和谴责。

本案中，安全监察机关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业行业标准JG135-2000《杂物电梯》、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TSGT5001-2009《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作为其判断电梯的维保单位在电梯的维护保养中是否严格执行国家技术规范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缩小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的差距时，就要在每个阶段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

对于技术规范是否属于规范性文件，学术界存在争议，但司法实践已经认可了药品标准、环境标准等对法院的约束作用。美国有关立法授权的原则性规则在表面上看与德国差距不大，1928年的汉普顿案建立了依照明确的原则( intelligible principle)进行授权的先例。

然而，该《通知》所实际起到的作用却是在行政法规出台以前临时性地建立起在水资源使用费征收方面的秩序，对于规范相关的行政行为、增强相对人的预期均有重要作用。(二)规制领域的专业性 除了规则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可以体现规范性文件的理性化程度以外，规则所规制的具体领域或者具体问题的不同也会影响其理论权威性。

但从审判实践来看，我们可以确信这种合法性包括了狭义和广义的合法性，也即在很大程度上纳入了合理性的因素。[1] 单从法律条文而言，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座谈会纪要》中指出法院可以判断规范性文件是否合理、适当，因此对于《行政诉讼法》中合法一词的理解可以采取一种广义的路径，即同时包括根据法律规则条文进行判断的合法性以及根据法律原则、精神、权利、价值进行判断的合法性，[2]后一种合法性如《座谈会纪要》中的用词，事实上已经属于合理性的范畴。[21]See Jon O. Newman, Between Legal Realism and Neutral Principles: The Legitimacy of Institutional Values, California Law Review 72(1984)， p.205. [22]参见〔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116页。根据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统计，从2003年到2010年，美国各个联邦行政机关制定的不具有重大影响的规范性文件(nonmajor rulemakings)中有44%未采用公告评论程序，而这其中只有不到10%属于临时性最终规则。

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存在许多区别：法律责任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政治责任不可能由法律明文精确地规定。其次，这也不是因为规范的制度权威性效力，显然，并没有任何前述制度权威性因素能够导致法院对于三类规则系统性的差别对待。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有关授权争议的案件所涉及到的立法授权最终有三分之二遭到法院驳回。强调对于制定过程的描述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并非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有法定制定程序的要求。

[46]虽然，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并没有否认其它影响法院审查深度的因素的存在，但是制定程序的不同显然是影响法院态度的一条重要的分水岭。而不存在这些事由的文件，法院则应给予较高程度的审查。